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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(上)(组图)

时间:2021-09-14 01:53
  

  这一年是清历咸丰十年。英国人撼动南疆大门的隆隆炮火,已在耳畔断断续续回响了20年;此时英法联军又以护送公使进京换约为名,从北塘登陆,攻下大沽口炮台,长驱直入占领天津,沿北运河一路进发,步步逼向北京。

  进犯京城的英法联军队伍中,有一位身份特殊的随行者--英国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的战地特派画家兼记者查尔斯·沃格曼。在十余天的时间里,这位历史的见证者,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那些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,也记录下至今仍旧灼痛我们情感的惨烈事实。

  诞生于1842年的《伦敦新闻画报》,是世界上第一份将图片作为主要报道形式的新闻周刊。它的创办者赫伯特·英格拉姆当初在经营报刊零售生意时发现,那些刊载了较多图片的报纸,销量总是更好。这使他萌生了创办一份画报的念头。

  巧合的是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恰好诞生于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前夕。遥远的英伦之岛不曾被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滚滚硝烟所熏染,但远东地区的战况局势,西方人眼中那个数千年来迷雾深锁的大陆国度,立即被纳入这份刊物报道的视野范围。

  然而,和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倨傲自负的态度一样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对于古老中国的最初印象,充斥着对异己文明的藐视与误读。

  1842年6月4日,有关中国的第一篇报道中,刊载了一幅道光皇帝的画像。他披挂龙袍、身形佝偻地坐于椅上,面孔被描绘成眼眶深陷、鹰钩鼻的典型西方人形象,眉宇间中流露出凶残与贪婪的神情。英国人凭空臆断说,这个皇帝的政治地位在战火中正变得岌岌可危。

  另外一则介绍清朝赴英使臣的图画中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将其丑化为一个形容猥琐、举止古怪、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。画报还配了一首蹩脚的打油诗,嘲弄说当人们带他参观军火库时,这个自以为是的官吏被吓得两腿发抖。

  至于在战争中与英军交火的清朝兵勇,有时被贬低为坐在用猪皮吹起的筏子上,裤管卷到大腿根部,手执三叉戟和火绳枪,与西方的坚船利炮作战的劣等族群;有时又被误画作一身中国传统戏曲装束,腰挎大刀、摆弄土炮的不伦不类形象。

  1856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。随着战事的演进,这种谬误百出的报道显然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这一年,刊登在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上的预告消息引起了英国人的浓厚兴趣:画报记者查尔斯·沃格曼即将启程前往中国,一睹这个东方古国的真实面目。尽管摄影术早在1839年便已发明,如何将那些相片大量印制于纸面上,在当时仍是个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,通常是交由专业画家临摹成版刻作品再进行印刷。为了确保画报的品质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聘请了当时英国一流的艺术家作为记者,沃格曼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  从欧洲到好望角转而前往中国,漫长的征程耗费了沃格曼将近一年的时间。读者在1857年1月17日才看到他抵达广东后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。随后每周的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上,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。

  在广东采访期间,沃格曼结识了他的同行--来自意大利的随军记者、摄影师费利斯·贝阿托。来中国之前的两年间,作为战地摄影师的贝阿托,一直在印度北方拍摄叛乱新闻。他的摄影技术曾得到英军陆军司令克灵顿的赞赏,并因此得到随联军进入中国的机会。

  有意思的是,在沃格曼和贝阿托各自的作品中,总是能够看到他们彼此的身影。一张于1860年4月在广州孔庙前拍摄的照片中,沃格曼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张望,贝阿托则斜倚着栏杆。而在另一张写生作品中,沃格曼和贝阿托坐在一群好奇围观的中国人中间,神态安详。

  然而这被镜头和画笔永久铭刻的宁静时光,在被战争蹂躏之下的历史长河中,短暂得如同稍纵即逝的泡沫。当月,由18000余名英军和7000余名法军组成的联军,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,从广东一路北上占领浙江舟山;随后又分别占据大连和烟台,封锁渤海湾。

  侵略者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来。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一役,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出其不意下令开火,企图突袭炮台的英法兵舰狼狈地折戟于海滩深泥。中国人的胜利,刺痛了欧洲人高傲的自尊,他们叫嚷着要攻打中国沿海各地,占领京城,将皇帝逐出皇宫。

  8月12日,在占据了未设防的北塘之后,联军向新河、军粮城发动进攻。在咸丰皇帝一纸以国家依赖之身,与丑夷拼命,太不值矣的谕示下,精锐耗竭的僧格林沁被迫选择了撤退。

  24日,天津陷落。名义上,英法联军是打着进京交换《天津条约》的批准证书而来,并希望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,同时提高赔款数额。但在见到前来议和的大学士桂良之后,他们断然拒绝了中方提出的退兵要求,并质疑这位钦差大臣的全权代表身份,拒绝与其进行任何谈判。

  在英国远征军司令额尔金的眼中,这是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城。一望无际的平原,一座十三层高的宝塔俯瞰着这城墙环绕的市镇。他甚至因为目击了联军的抢劫行为而感到歉疚。但与一个月后发生的那起震惊世界的洗劫相比,这罪行不过是一次预演。

  初秋时节爽朗的天气,恰好衬托了联军官兵的心情。咸丰皇帝派出了皇室成员怡亲王载垣前来议和;而联军的代表中则包括英国外交官巴夏礼,一位在华任职多年的中国通。谈判的胜局似乎早已唾手可得,战争很快便会终结,因为清政府此前已经表达了让步的意愿。

  喜悦的氛围在联军队伍中弥漫。没有人觉察到,遮天蔽日的阴云已在城外密布集结。

  9月17日上午10时开始的谈判,前后持续了7个多小时。临近尾声,巴夏礼等人突然提出,英使抵京后,必须向皇帝当面呈递国书。欧洲人认为,这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外交礼节;但钦差大臣们则将其视为外夷的狂悖,当即提出抗议,谈判再次濒临破裂。

  这一节外生枝的事件令形势急转直下。18日,英法联军大营中的沃格曼听到了一则令他深感震惊的消息:巴夏礼等人在返回营地的途中,被清军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;直至当晚,英法双方有39人失踪,这其中既有军人和外交官,也有随行的文职人员。

  究竟是谁炮制了这起出人意料的绑架人质事件,众人莫衷一是。骑兵部队属僧格林沁的部下,联军统帅额尔金和葛罗将全部的罪责,都归咎于这位宿敌的背信弃义。其他人则猜测,此事系怡亲王一手操纵,据说在谈判桌上,他被巴夏礼傲慢放肆的言行所激怒。

  从焦急惶恐转为愤怒的联军,终于显露出杀气腾腾的本色。当天,他们洗劫了大营的驻扎地张家湾,通州陷落。21日,清军与联军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正面交锋,鏖战三四个小时,战况惨烈。次日,咸丰皇帝仓皇逃离门户洞开的北京,只留下恭亲王奕负责议和。

  10月5日晚,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,人去楼空的圆明园,落入联军先头部队的手中。

  远在英国的《伦敦新闻画报》读者,是通过特派记者沃格曼的详细描述,来获悉战事延续的情况。与血肉横飞的战争相比,他们似乎更关心那些人质的命运。按照沃格曼的记录,被劫持的联军战俘被分成5组,关押在北京周边的不同地方。

  肇事者巴夏礼最为中国人所痛恨,但是他却得到了最好的待遇。他与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、5名法国外交官和一名锡克族骑兵被囚禁于北京城内,很快于10月8日交还英军司令部。其他战俘则押往圆明园,随后被捆缚手脚扔上马车,趁夜色转移至西北郊的偏僻山区。

  第一组战俘包括德诺曼、费恩骑兵团中尉副官安德森和六名印度骑兵,其中只有4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。

  第二组战俘由3名法国人和5名传令骑兵组成,两名法国人和一名骑兵先后死去。这两组中的幸存者于12日被送回英国人手里。

  第三组战俘中,不仅有皇家龙骑兵下士菲利普斯、一名法国人和4名传令骑兵,还包括沃格曼的另一位同行--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鲍尔比,只有两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,并于16日回到英军营地。

  另外还有两人,布拉巴宗上尉和德吕克教士,他们均告失踪,至今仍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线索。有后世学者猜测,他们应该已经被清军释放,但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到溃散的散兵游勇,并有可能因此而丧命。

  战俘的尸体被成殓于棺材中,由中国苦力抬往英军司令部。最后一批尸体于17日送达。联军官兵在检视尸体时发现,由于长时间没有被松绑,战俘们的四肢出现了坏死的迹象,这可能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。

  当晚,英法联军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沃格曼在报道中写道,英法联军决心要用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,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和憎恶。那是一种更加骇人听闻的手段:一把火烧掉圆明园。

  在实施那个可怕的报复行动之前,英法联军以炮击屠城相威胁,迫使清政府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北京城门之一--安定门。

  1793年,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画家威廉·亚历山大,曾经用精细的笔触描绘过这座被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所环绕的城市。壮观的瓮城和高耸入云的城楼,护佑着安居乐业的子民,西直门内外车水马龙,繁华的胜景仿如梦境。

  10月13日,当沃格曼步入安定门时,他深深地被这个雄伟的建筑所倾倒,在他发回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的文章中,震撼与惊愕表露无遗:用门这个词来描述上面这个结构复杂的建筑,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当你走近高达40英尺的厚实城墙,并穿过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时,你就会到一个堪称半圆形棱堡的瓮城前……我们对于屋顶上那些像柳枝般排列整齐的琉璃瓦已经十分熟悉。

  他沿着一个年久失修、摇摇欲坠的木制楼梯登上城门上的一排阳台,首次(也是最后一次)看到了北京的全貌,因为外国人是被严禁进入这最后一道城门的。一条南北朝向的宽阔大街在他面前延展开来,聚在街上的北京市民,正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异乡人。

  从广州一路北上的途中,沃格曼的目光总是从战事中游移开来,去捕捉那些令他产生浓厚兴趣的风土人情。他细致地描绘过岭南的采茶女、广州的商船、鞭笞小偷的刑罚、农历春节的年夜饭……这些有关中国的写生作品和系列报道,曾在英国掀起持续多年的中国热。

  初入京城的沃格曼,对于这里的市井民风倍感好奇。他惊讶地发现,北京拉车的骡子或小马都很有灵性,马夫单凭吆喝就可以驾驭他们……中国人怜惜牲畜的程度和驯服它们的能力简直令人吃惊。

  在他的报道中,沃格曼告诫西方读者,把衣服交给中国人洗涤之前应当仔细叮咛,否则那些洗衣的姑娘会用洗衣棒把衣服的纽扣砸得粉碎;琉璃厂的古玩市场也是个必须警惕的地方,这里的商贩会用赝品蒙骗初来乍到的外国人。

  他曾经走进官宦人家的宅院,体察北京人温馨的家庭生活:女人们在长者的带领下做着精细的针线活,纳鞋或者缝制衣服的褶边,小姑娘安静地编制细长的丝绸穗带;男人们则一边品茗一边聚精会神地在棋盘上对弈;有时全家人围坐在桌旁,分享各种美味的糖果糕点。

  沃格曼笔下的北京人,显得过于闲适安详,远离战争的阴霾。在临摹街头茶馆的插图时,他感慨道:这些茶馆并不像巴黎的路边咖啡馆那么格调高雅。北京的市民们酷爱泡茶馆,他们有的一边品茶,一边凝神注视着街上的情景,有的嘴里叼着烟杆,跟别人聊得起劲。有一个男人手里用木棍举着一只鸟,端坐在中间那个茶桌边。这样的场面与威廉·亚历山大在67年前绘制的作品如出一辙。中国人更喜欢这样把鸟带在身边,而不喜欢拎着鸟笼。在鸟的翅膀下面拴着一根线,这样它虽然有活动的自由,却不能从主人身边逃走。

  好奇地领略北京风土人情的同时,沃格曼也以一个随军记者的眼光,从旁打量着因为失去了君主而有些惶恐的北京人。他们被一条拉紧的粗绳远远地隔离在20米开外的地方,一些手持皮鞭的衙役将凑上来的好奇者驱赶开来。在荷枪实弹的欧洲士兵面前,人们的神情明显带有几分疑惧,而未知的命运更令他们感到不安。

  从象征意义上来说,英法联军已经征服了这座古老的城市。他们在城内到处张贴告示,作为对清政府的最后通牒。还在城门前竖起两块牌子,张贴着用蹩脚中文写就的布告,上面不仅标榜着令人瞠目的战争赔款数额,还无耻地将那个野蛮残暴的计划昭示天下。

  还是有几个胆大的小贩,借机向站岗的联军士兵兜售他们的鸡鸭、水果或蜜饯。警戒线之内只有一两个中国人,他们正手拿纸笔认真地誊抄英法联军张贴的公告。沃格曼曾经多次在北京与他们擦肩而过,他们是当时官办媒体《京报》的记者--沃格曼的中国同行。

  与沃格曼同行的贝阿托,也登上了安定门的城楼。那些令沃格曼着迷的异域情调,从他的镜头中被过滤掉,还原为另一种更加冷峻的现实:厚实的城墙笔直地延伸向远方,残垣断壁的角落荒草丛生。远处散落着几个零星的帐篷,据说驻扎着搭建临时炮台的英国皇家工兵。

  两门老旧的大炮如同静默的古兽,静静地蛰伏在开始坍塌的墙垛上,一个神情沮丧的清兵疲惫地坐在旁边。对于这个守卫者来说,那些大炮原本是抵御外敌入侵的武器。但此时,在侵略者的摆布之下,它们却已经调转过身,将黑洞洞的炮口瞄准这座古老都城的心脏……

  图一:北京市民不安地围在安定门城楼下,www.ygm6688.com注视着英法联军立在那里的两块布告牌。人群中手执纸笔抄录的是当时的《京报》记者。布告上面用蹩脚的中文写着联军的报复计划:烧毁圆明园。

  图二:奔赴北京的途中,沃格曼用画笔为自己留下珍贵的图像。这幅速写中,身穿黑衣的沃格曼被好奇的中国人包围着,他正低头在笔记本上描绘当时的场景。和他并肩而坐的,是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贝阿托。

  图三:北京街头简陋的小茶馆,市民悠闲地品茗闲聊。这样的景象令沃格曼好奇不已。按照他的描述,从店铺里斜伸出来的那根末端悬挂着装饰物的长杆,是当时北京街头常见的典型标志。图四:沃格曼曾经走进官宦人家的宅院,一睹北京人真实的家庭生活。在这户人家的客厅中,坐在中间的是屋主的家眷,旁边侧立着几位奴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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